过去一周美中关系发生了两大事件：第一，一月二十八日，美国联邦司法部高调起诉华为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出口管制法以及侵犯美国公司知识产权行为，并正式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第二，从一月三十至三十一日为期两天，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政府密集磋商贸易纠纷解决方案。
毫无疑问，这两大事件非但相关，而且均列入两国首脑的重要议程中，可以说两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刘鹤与美国贸易谈判团结束会谈后，直到与特朗普总统公开见面，双方对于华为案件讳莫如深，仿佛此事不在美中商谈内容之列。更为诡异的是，中国官方在对美国公开高调起诉华为，特别选择在美中贸易高层会谈之前的敏感时间点发布起诉消息一事并没有过度强烈反应。
除了外交部例行公事地指责美国利用法律起诉华为不道德、应当释放孟晚舟女士外，并无舆论谴责升级的迹象。甚至有证据表明，受到政府控制的民间舆论这次也相当低调，对华为遭到全面起诉并无大规模爱国主义情绪的宣泄。政府是否已经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爱国主义情绪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而美中贸易摩擦如不解决将对美中两国的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因此通过网络控制手段压制了民间对美国的情绪反弹？
虽然，在一个透明度非常差的封闭社会中，人们无法知道决策的过程及其理性支撑，但是这次美中两大事件实际上隐隐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将华为案件与美中贸易摩擦脱钩。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说明中国领导人对于处理美中摩擦问题逐渐回到了理性的轨道。
华为涉美案件是否法律问题，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从目前的国际外部大环境出发，中国最好的做法是将其作为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来处理。首先，华为涉及的两大问题：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法律和侵犯T-Mobile的知识产权问题均是法律问题，至少表面上与政治无涉。
设想如果没有各类的评论──即美国政府过去数十年的国会听证会和大量国家安全报告，以及特朗普说他可以为美中贸易达成协议干涉孟晚舟案这种不恰当评论──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质疑此案的法律性质。毕竟，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里列举的指控确实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况且过去司法部为类似事件也处理过很多国际大机构，包括世界著名银行和美国顶尖大公司，在这些案件中，鲜有外界指控美国政府政治操控或者迫害。
其次，美加均为法治国家，同时也是高度政治分权的国家。在引渡孟晚舟案件过程中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程序，这些程序均属于高度技术型的法律环节，二国行政当局即使想有所作为也很难干涉司法，更何况有双方大量的律师参与引渡程序的法律环节，任何人欲作弊或者影响引渡结果均是极其困难的。
第三，当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后，等待她的还是相当复杂的法律程序以及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被告人基本权利，加上华为已经为她聘请了由美国顶尖律师组成的强大律师团队，如果坚持做最大限度的辩护，相信她的案件在美国联邦法庭将会旷日持久，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就中国国内对华为案件的反应来看，基本分三类。首先是民众的爱国主义反美情绪。多数民众在国内有限资讯范围内获取信息，并因为华为案件产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中国国力上升过程中，民族自豪感也会成为爱国主义升温的催化剂。其次，政府的公开反应，这部分涉及到国内政治的正确性问题，因此各部门彼此竞争性地表现出对国家及领导人的高度忠诚度，发表了相当激烈的言辞。特别是外交部门的表现荒腔走板，驻外大使竟然对加拿大政府进行直接的攻击，置事实与法律于不顾，贬低他国领导人，实在有失外交使节的基本礼貌。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次中加交锋中，中国采取了关押加拿大人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国际社会的底线，对加拿大毒品被告的匆忙死刑判决也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司法颟顸野蛮的一面，可以说是败笔层出，给中国多年来处心积虑建立的法治形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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